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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霍华德.马克斯一直强调一件事:未来是无非预测的,但我们要知道“身在何处”。在5月28日,他发表了最新的备忘录“不确定性II,继续阐述了人类完全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,但我们却总是希望能得到偷窥未来的技能。大部分人不懂,不知道自己不懂,也分辨不出谁真正懂。大部分人把专业性和预测能力混为一谈。大部分人把富有和成功的人,看做能预测未来的人。。。

真正什么是重要的?应对能力。在这篇备忘录中,他特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“尾部后果”。有些事情出现的概率很低,但是出现后的冲击巨大,这是必须要防范的。点拾投资对于这份报告做了翻译,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

我有好几次会在一个备忘录确定之前,写好几篇文章,每次都会增加一些新的想法。这一次我可没那么走运:我的太太Nancy在我上一篇文章“不确定性”(Uncertainty)出版后,给我看了一个重要的文章。这篇文章的出现,以及一些新的想法让我在上一篇备忘录后,写下一些这篇新的文章。关于预知未来的话题,我有一些想增加的想法。

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Mark Lilla写下了上面这么一个优秀的标题,并且在上一个周日的纽约时报中发表(你或许记得在上一篇讨论中,我提到人们倾向于对观点一致的人评价很高。我承认自己如此喜欢这篇文章的原因是,里面确认了许多我在“不确定性”中提到的观点)。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:

最好的预言家,托马斯·霍布斯(Thomas Hobbes)曾经写过。我们能力项中最后一个出现的是预测未来,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能。

但事实上,人类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现实。一旦人们希望听到他们能依赖的权威声音,告诉他们未来会发生什么,他们需要如何准备,以及会如何演绎,人们就会即刻面临危险。我们并不是被设计成在不确定性生活的。卢梭稍带一些夸张的说,当事情真的很重要时,我们宁愿犯错也不愿什么都不相信。。。

除了新冠疫情的确切生物学之外,我们才刚刚开始明白,没有什么事情是被预先设计好的。有多少人会得病是基于人们如何反应,如何测试病人,如何治疗病人,以及我们在研发疫苗上能有多走运。

这些讨论的结果,都会限制从雇主、市长,到大学和体育俱乐部的重新开张。他们的决策会反馈到我们自己的决策,包括我们11月选择谁作为美国总统。而总统选举的结果,会成为影响今后四年最重要的事件。

此次疫情也让我们看到对于未来背负的巨大责任,以及我们的认知要预测到结果,并且做出明智的决策是多么困难。或许这才是为什么我们的预言家无法满足看到未来的需求。

在某个阶段,人们会认为通过越多对于预先设定的研究,他们就能得到越多的控制。这是一种幻觉。人类希望有一种能在穿梭到未来的能力,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迷雾中拿着拐杖行走。

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以及我上一次备忘录的观点,应该给每个人带来满足。但是人们很少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,我们需要对未来的将来做决策。

预测听上去似乎未来已经存在,我们要做的仅仅是足够聪明去识别它。但这个观点忽视的是,我们所有人都在通过现有的行为创造未来。

在他的文章中,Lilla提到“新冠之后的未来并不存在。只有当我们创造了这个未来后,才会存在。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。我们今年或许能预测未来,我们甚至能正确评估今天的环境,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行动。但是那个预测只有在没有人或者事情改变今天和未来的时候,才是正确的。所以,我要把Lilla此前的金句重复一下:

有多少人会得病是基于人们如何反应,如何测试病人,如何治疗病人,以及我们在研发疫苗上能有多走运。

不仅仅是病毒在温暖的气候影响下,如何表现,变异,旅行,反应,同时也是经济以什么速度重新开启,人们对于经济重新开启如何行动,以及那时候病毒会做什么?经济和社会学家托马斯·索维尔(Thomas Sowell),从另一领域提供了视角:

经济学家经常被问到预测经济会怎么样。但是预测经济需要预测政治家会做什么,这是最不可预测的。

政客们的不可预测性是今天影响未来的变量之一。我们不但无法预测人民的行为,也无法预测其他影响病毒和经济影响的变量,而且我们还无法预测何时他们会做出这些行为。

我的备忘录“不确定性”中,我用大量篇幅提到了Erik Angner的文章。其中他最有意思的一贯观点是:

没有感知技能的人被要求执行一个任务,而评判他表现的人是没有元认知neglect的人。人们能力的不完备是双重不利因素,他们既没有能力,也没有意思到这一点。

从定义出发,人们在某一个领域没有专业技能,也没有专业能力来评判能力水平。无知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无知。

重新读了一下我的备忘录,我意识到忘记了一个重要点。不仅仅是大部分人没有优秀的专业能力,以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没有,还有他们无法分辨谁有这样的能力。这就是问题所在:你必须是某个领域的专家,才能分辨出谁是专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不部分领域的研究是专门给同行看的。

管理人们,至少是总统级别的,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作出艰难的决策。简单的问题早就在提交到总统办公室前被解决了。没有科学数据或者公开信息能合理解释选举的问题。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,却没有任何人能做出判断。

总统的工作大部分是听不同的专家互相指责对方的观点,为他自己做出的决策负责。这需要巨大的智慧来做好这份工作。

今天,就像其他人一样,我被美国是否要重新开启经济的不同意见困扰。我意识到不仅仅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没啥价值,我也不具备专业能力。我知道自己最不需要做的是,选择一个观点和我一样的专家,来对我自己的决定带来偏见。

我此前备忘录说过,当我出国的时候,经常被问到对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看法。我总是回应“为什么要问我?仅仅因为我投资美国,并不意味着我在其他领域和国家具备有意义的洞见。”

我们看到电视上的医生和医护人员反对国家很快重启经济。他们比普通人更了解新冠疫情的医学状况,以及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,他们的建议也将让大部分人存活下来。但是在另一方面,既然他们并不是经济学家,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仅仅从死亡最小化考虑。他们可能不会考虑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或者如何平衡两者关系。

另一方面,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在讨论重新开启经济的重要性,将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当然他们知道会以生命为代价。这里面并没有一种算法决策机制。这一切都是基于决策,而非专家。

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,关于一个发言活跃的法律学者在3月中预测美国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不会超过500人。虽然他承认没有医疗专业性,但是说在病毒进化论上比医生都懂。当时,他的意见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记者也不是专家,需要咨询专家来写他们的故事。但是他们怎么找到专家呢?他们找到的专家是否在意见上会有偏差呢?基于我的经验,对于某个话题知道越多,我对媒体报道就越不满意。

同样,当选的官员在他们做决策的领域,也不是什么专家。他们也没有选择,只能听从其他专家的。但是他们又如何选择专家呢?他们会咨询其他党派的专家吗?我最近读了一篇报道,提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重新开放经济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很多时候对于信息的偏好。

所以:1)线)专业性和预测性是两码事;3)我们对于到底听从谁的建议要十分小心。

人们总是倾向将信仰交付给某个流行的“预言家”。当他的预测并不完美时,人们就寻找下一个。他们永远不会说“我猜预测是根本不靠谱的”。

我在5月19日的文章中提到过一个很敬仰的好朋友,他告诉我儿时经常和两个好朋友去滑雪。有一天他的朋友们想再滑一轮,而他却并没什么理由的想退出,最终一场雪崩带走了他好友的生命。他的总结是:

我不知道Brendan和Bryan的死亡对我投资产生什么影响,但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我对风险的认知:

我们知道滑雪是有风险的。我们知道越过安全带滑雪是错误的。但是一个17岁的孩子可能以为,后果就是被教练骂一顿。

但是当你经历了这一切,你就会意识到什么是尾部后果:低概率,高影响的事件,是最重要的。在投资中,风险的平均后果每天都出现在新闻头条。但是风险的尾部后果,如同疫情和大萧条,是改写着历史。他们才是最重要的!他们是你必须要专注的。我们在过去10年辩论经济风险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将利率设置在0.25%还是0.5%。然后,3600万人在2个月之内因为病毒失去了生命。

这就带来投资中最大的谜团。既然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,我们除了相信历史的规律外,别无选择。关于“历史的规律”,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严重程度下,历史通常发生了什么。但是没有理由历史能够发生不同的情况;未来发生的事情不能比过去更糟糕。我们通常会从历史上寻找“最糟糕可能性”,但是未来并不受制于过去。但是如果不基于历史中最糟糕的情景假设,我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投资和生命。

我的朋友Ric Kayne在很多年前告诉我:95%的金融危机发生在2个标准方差内,所有的有趣事情都发生在2个标准差之外。泡沫和崩溃都发生在两个标准差之外,但是这些事情创造和毁灭最大规模的财富。我们无法提前知道事情的本质和量级。

2001年我写了一篇备忘录:你无法预测,你可以应对。大家会问,我们如何为无法预测的事情做准备呢?换位思考,如果影响最大,最严重的事情都是无法预测的,我们如何为他们做准备?我们可以做的是,认识到这是无法避免的,让我们的组合保持警惕度,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和投资者行为开始变得更加脆弱的时候。

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是:我们或许无非预测未来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非应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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